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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一的中国股事钩沉系列之三
上海证交所成立的前后
一、
每当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那一张开业时的照片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见证。（见插图1）
这一张由原《世界经济导报》摄影记者张萍（现为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拍摄的照片，记录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的盛况，浓缩了中国证券市场诞生和发展历史中的诸多要素——未来中国证监会的前四任主席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都在现场（照片中出现了其中的前两位）；未来中国人民银行的三位行长朱镕基、戴相龙、周小川也都在现场；未来主管经济金融的两位副总理朱镕基和黄菊在场，其中的一位后来还成了国务院的总理……
除此之外， 后来者无论是证监会的主席、还是普通投资者，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都会情不自禁地发问：画面中间那个优雅美貌的女士是谁？她为什么会跻身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场合的中心地位？
如果我告诉诸位：这位优雅美貌的女士20多年前的行程，决定了上海证交所在1990年12月19日的开业；假如不是她，上海证交所可能不会赶在1990年底诞生——这也许会让大家更吃惊、并更加急于想了解这个女士的背景。
这个女士名字叫邓莲如，DBE，JP（Lydia Selina Dunn, Baroness Dunn，1940年2月29日－），受英国册封的女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当年是香港贸发局的主席，后来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她和上海证交所的关系，完全是由上海证交所筹建和诞生的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所决定的。
二、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有谢明、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参加。该小组所提出的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在经济特区试办证券交易所，取得经验后再向大中城市逐步推广。”
20世纪80年代，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的发行，当时国内最为活跃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就陆续刊出了下列署名文章：《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
1988年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开始正式筹建证券交易所的探索。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并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参加会议的还有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但是，因为1988年中央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因为“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在这些背景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1988年11月9日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会最后形成的共识是：从总体上看，建立证券交易所，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这是必然的。（详见张劲夫《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百年潮》2001年第2期）
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完全是经济以外的因素——这也许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参与决策者意想不到、也可能至今都不太愿意完全认可的。
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了共产党建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风波。紧接着，西方七国集团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
尽管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在诸多领域因为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有所犹豫、迟疑、停滞和后退。但为了冲破随着80年代末的社会冲突带来的国际封锁，中国的最高决策者非常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
因此在1989年底，上海市政府所采取的一个顺从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历史逻辑的主动行为，使得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受到邀请与会的有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市政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李祥瑞为原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尚未分离出去时〉上海市分行行长，即龚浩成的前任，后担任上海证交所第一任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后担任上海证交所执行理事），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后担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的上海理论界代表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彪如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年轻教师刘波（后担任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南方证券公司总经理）。
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在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他希望上海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加快改革的步伐，为上海树立新的形象。
在这个会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牵头，市体改办和市政府咨询小组各出一个人（三人分别为龚浩成、贺镐圣和李祥瑞）参加，李祥瑞为组长，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同时，三人小组下设办公室（在1989年12月20日召开的“三人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的办公室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处长王定莆、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华庆和陈泽浩、外资管理处处长余航、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调研部副总经理金大建、上海市体改办处长陈瑜），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具体负责制订方案和规划。
为重新树立对外开放的国家形象，在会议上甚至基本决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日期。因为1990年12月份，香港贸发局的主席邓莲如女士将率一个大型的香港贸易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所以会上初步的决定是尽量争取在那个时间点开业。
三、
1990年初，三人小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现实筹备进展的实际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但朱镕基仍坚持加快筹备进度的要求，1990年2月28日对此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见插图2）
1990年4、5月间，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访问了美国、新加坡等地。尽管整个筹建工作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还是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宣告成立。”
外电纷纷评论说，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会变”，“上海证券市场及金融发展将矗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
这个典型的外宣姿态，划定了上海证交所筹建的时间底线，给三人小组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直接造成了具体筹建工作小组负责人的更换（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处长王定莆），最后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主持工作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担任筹建工作小组负责人，后来尉文渊成为上海证交所第一任总经理。
可以这么说，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政府主动驾驭资本市场的一次重大决策。这个举动之所以说它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作用，是因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希望通过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
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上的讲话，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中，朱镕基曾反复关照三人小组，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对外可以宣传、但对内不作或少作宣传。要求大家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正因为如此，在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的当天，新华社从上海发出只是一则寥寥200字、措辞极其谨慎的消息：“响应深化经济改革的呼唤，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成立。这一绝迹4O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12月19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这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人场。第一批22个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市、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这与海外媒体广泛而大篇幅的热烈报道，形成极大反差。
上海证交所的建立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象征意义，为中央政府所认同和支持。不然，无论中外、凡是经历过中国1989年到1990年那段历史的人，都很难相信，在六四事件发生才刚刚半年，经济上正在强力地治理整顿、改革上大面积地收缩退让、政治上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共产党内严格地进行清查审查和甄别……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会决策建立资本主义的典型市场——证券交易所。据三人小组成员龚浩成回忆，在1989年的会议上，朱熔基对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员李祥瑞和龚浩成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以后，李祥瑞和龚浩成见到朱镕基重提旧事，朱镕基告诉他们说，在决定要筹建上海证交所之前，他就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过。他说：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哇，你们干嘛。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随即在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委（1990）100号文〕精神，向我们报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我们认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予以批准，以进一步树立我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现已开拓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服务。”
国务院对此报告十分重视，仅仅过了十多天，10月8日，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批示同意。
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在上海华南宾馆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见插图3）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见插图4）
当时，作为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邓莲如率香港贸易代表团如期来上海访问，她也就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为上海证交所开业典礼上的贵宾，出现在上海证交所那张开业的历史照片的中央……
深圳证交所的“出生证”
在中国证券市场并不算很长的20年发展历史中，有一件历史公案一直延续在其中，每一年的12月份都会浮现出来引起一番讨论和争议。
上海证交所一直把1990年12月19日作为自己的所庆日，而深圳证交所却对外宣称自己是1990年12月1日率先试营业，并也在每年的12月1日庆祝自己的生日。
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早期，两家证交所都各自归属地方政府管理时，这样的争议一直没有平息。就是在两家证交所都划归中国证监会统一领导之后，这样的争议还是若隐若现、没有间断。据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2003年1月，我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大会上朱镕基总理说，他看到一个材料，说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曾专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事情，对此比较了解。我回答说，深圳证券交易所是试营业在先，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正式开业在先。”
因此，在我们筹备“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时，从写作大纲开始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的展示来不得任何投机取巧，尊重历史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所以这成了我们在策展过程所面对的第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在一开始，我们在大纲里用一句话：“1990 年，中国政府允许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于1990 年12 月先后开始营业。” 既表述了历史史实又回避了先后的争议。
在最初的形式设计中，我们也仅仅用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筹备过程中的文件资料、各自开业典礼的照片和老大楼照片来展示这个历史过程。
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作为一个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始终感觉这样的描述和表达方式，并不能真正反映历史的真实。
一个机构的成立，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环境中，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应该是一个符合当时法律规定的相对客观和真实的衡量标准，不然的话，任何有关谁先谁后的争议都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和基础。
但我为什么在20周年成就展的设计中一开始会采用回避争议的表达方式呢？其实这背后的原委，和这段争议有关的历史资料缺失有很大关系的。
2008年5月底，我已经将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拙作《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基本完稿，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那就是我手里只找到有关上海证交所所有的成立的请示和批复的文件。这里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沪银金管〈90〉5123号）（插图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沪银发〈1990〉234号）（插图2），
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给上海市分行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0〉387号）（插图3）。
而有关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请示和批复，却只有一份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文件《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深府办〈1989〉996号）（插图4），
但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的这个批复是完全不足以给深圳证交所的成立提供一个合规的法律基础的。
根据我对历史史实的考证和研究，相比较而言，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深圳市其实在某些方面比上海准备得更充分和前行一点。
1988年5月，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就提出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使企业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转换企业运行机制，调整特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而李灏当时更主要的想法是，作为改革开放实验田的深圳，在资本市场的实验探索中也应该先行一步，为在全国推广而积累更多的经验，让深圳在通向资本市场之路上也做一回“拓荒牛”。
因此，在1988年6月到9月，深圳市举办了四期资本市场基本理论培训班。1988年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设专家小组和顾问小组。
1989年9月8日，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起草并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当时主要成员只有王健和禹国刚。而在1989年12月2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就拟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方案》。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领导经视察交易所筹备情况后决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同时，决定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进京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
所以，尽管深圳证交所在1990年12月1日抢先试营业了，但那时没有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同意建立的批复，也就是说在试营业时确实没有符合当时法律规定的合法出生证。
正因为如此，在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之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多次到北京争取、周建南（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受江泽民委派专门来深圳对证券市场作调研、刘鸿儒几次带领中央多部委联合调查组来深圳调查，在这些给中央的汇报中都要求“尽快批准正式成立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公司（均已报人民银行总行）”。
而据我的调查考证了解，有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都说：深圳正式得到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建立深圳证交所的时间是1991年4月11日，据此举行深圳证交所开业典礼是在1991年的7月3日。
我并不想因为我自己上海证交所研究人员的身份，给这样一本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著作落下一个只偏重上海证券市场历史资料的公众印象。于是我开始停顿书稿的交付而转向寻找有关深圳证交所建立的请示和批复文件等历史资料。但在2008年底我书稿出版前，无论从什么地方都无法找出这些文件资料，深圳证交所的朋友甚至去所有可能发现这些文件的机构找过：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市证监局、深圳市体改办、深圳市档案局……但最终的结果都是没有！
为此，我的书稿整整被搁置了三个月，最终我只能带着遗憾交稿付印了。
新书出版后，我在赠送新书给深圳证交所现任总经理宋丽萍和其他深圳证交所的管理层朋友时，多次表达过这样的遗憾，并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深圳证交所可是至今都属于“无证经营”啊！
此后，我仍旧没有放弃寻找深圳证交所的出生证明文件等历史资料。为此，在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唐杰被任命为深圳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后，我几次和他见面要求他帮助寻找深圳证交所的“出生证”。可惜的是无论他利用分管副市长的身份反复查询，结果还是没有。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2010年5月，中国证监会决定在年底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庆祝活动中举办“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我参加了成就展的策展工作。可是直到10月初，深圳证交所上报上来的展出资料素材中有关深圳证交所成立的文件，仍旧是当年那个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的批复件。
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团，我希望能够在成就展的筹备过程中为深圳证交所寻找到当年准许他们出生的证明文件，这最后的途径只有人民银行总行的档案了。一直到了10月底，我才通过各方面朋友的帮助，最终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找到了当年给予深圳证交所出生证明的所有档案资料。
为此，我们修改了成就展相关内容的展陈设计，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给上海市分行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0〉387号）和批复给深圳特区分行的《关于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1]182号）两个文件，作为主要的历史资料展陈品，用同一个评判标准来说明上海和深圳证交所先后成立的历史史实。至于谁先谁后，就无需再多加一个字的说明，类似争议在史实和中国证券市场整体发展过程面前已经显得毫无必要了。事实也正是这样，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在整个成就展的后期审查和展出过程中，再没有出现过。我想，也许以后也不应该无谓地再延续了吧。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同时也纠正了广为流传的亲历者回忆的偏差。
其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给予深圳证交所的出生证明文件一共有两份，一份是“《关于〈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的批复》（银复[1991]154号）（插图5，见右），一份是《关于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1]182号）（插图6，见右下）。前者的批复日期才是1991年4月11日，而后者的批复日期则是4月16日。由此可见，批准深圳证交所成立的日期应该为1991年的4月16日，而不是坊间流传了20年的4月11日。
同时，有关上海证交所出生的几个相关日期，其实在对外表达中也是有所含混的。真实的历史事实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给上海市分行的《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银复〈1990〉387号）日期是1990年11月14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的日期是11月26日，而长期作为所庆的12月19日，准确说来其实应该是上海证交所开业的日子。
因此，以后上海证交所若要举行成立周年庆，也许应该选择11月26日了吧……
沪深证交所首单落谁家？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第一天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的当天都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目前对于上海证交所开业当天的历史描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流传着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于上海解放日报记者时赛珠采写的题目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天》的通讯：
上海证交所开市不到1分钟，首场交易的首笔生意成交了。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抛出以前自营的50股上海“真空电子”股票，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以每股（即100元）356.70元的价格代理客户买了进来。由于这两家证券公司一个最快输入卖出信息，另一个最早输入买入信息，电脑就为他们“配对”了。
在经纪人上岗考试中获过第一名的6号经纪人（郭纯）告诉记者：“昨天早上，我的单位申银证券公司传来了客户要求委托买进2000手股票的信息，为了尽可能实现客户的要求，一开市我们就急速输入信息‘抢’了买进第一名。”说话间，这位年仅26岁的经纪人头上汗津津的。谁是建国以来首家证券交易所首场交易中首笔买卖的“幸运儿”呢？下午记者电话追踪采访，得知这50股股票的买主是委托人中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两位先生。据了解，那位1号张姓市民于前一天6时到申银证券公司去委托按市价买进40股股票，他如愿以偿了，那位2号姓顾的市民要求买进20股，但只能满足10股。首场交易的首笔买卖结束了。
这种说法也被筹建上海证交所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龚浩成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5-56页）一书所采用。
但市场上却广泛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说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公司抛出，未达3秒便被万国证券公司抢去，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公司吃进，成交价365.70。如此，上海三大券商都露了脸。”（详见《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王安著，华艺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88页。）此说流传甚广，不少媒体在历年回顾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内容时，大都不加考证地直接采用了这个说法。
我在梳理历史资料和考证事实的时候，面对这不同的说法感到有些迷惑：首先，时赛珠所记录的价格是一个不标准的概念，“每股（即100元）356.70元的价格”——究竟是100元、还是356.70元？其次，王安的说法太过戏剧性，按他的描述，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一天就失去了公正性；况且他在上海证交所开业10年以后出版的书中所描述的价格“365.70”，和时赛珠当年现场采写的新闻事实又对不上。
事实只有一个，但以上两种说法在史实上都有误。
据笔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当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电脑交易系统的负责人谢玮求证。他说，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一天开始就用电脑撮合交易、并显示行情，那种“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的说法除非存在于口头竞价、手工撮合的人工交易方式，而在上海证交所开市的当时是不可能出现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天是11点整正式鸣锣开市的，11点半前市收市。前市成交49笔，成交金额为5,879,008元；后市是下午2点整开市，3点半全天收市。当天全天共成交93笔，成交金额为10,161,622元。
上海证交所开业当天第一笔交易成交时间为11:00:57，是由代码为107的卖方公司海通证券公司卖出证券代码为602的电真空股票，由代码为116的买方公司申银证券公司买进，成交数量为50股、成交价格为100元、成交金额为5000元。
谢玮为此找出了他保存的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交易数据软盘，打开这张20多年前的数据盘，其中成交编号为1的栏目中，明确地列出了以上交易数据。
（插图1：上海证交所第一天交易记录软盘照片）
但是，这电脑记录的第一笔成交纪录在下午3:30收市以后却被改写了。原因据谢玮分析，应该是在当天上午开业时，为了抢着创造沪市第一单的历史记录，卖出方海通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情急之中将卖出报价按当时真空电子股票的面值100元输入了电脑，而申银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出于同样的原因将这个错误的卖出报价作为买入价输入了电脑并在第一时间成交了，而当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为384元（上海证交所当日下午14:09:53第63笔成交纪录的成交价格就是384元，这是该股票当日在上海证交所的第三笔交易。而该股票的第二笔交易，发生在当日上午11:17:05，成交序号为31，买卖双方都是申银证券公司，挂牌和成交价格也是100元）。当事后发现这个错误，买卖双方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安排之下，于当日收市之后进行协商，最后按照协商达成的价格365.70元交割，同时更新了成交序号为1和31的这两笔交易成交价纪录（交易发生的成交顺序不变）。
当日由于各种原因更新成交记录的还有成交序号为15，证券代码为651的飞乐音响股票；以及成交顺序号为24，证券代码为089的国库券；成交顺序号为38、39、40，证券代码为431的大众汽车企业债券；成交顺序号为52，证券代码为403的石化债③等几种债券。开业第一天交易中总共牵涉更改的有8笔交易。
数据显示，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一天中股票交易的笔数为17笔，占总交易笔数18.28%；股票交易金额为494,311 元，占总交易金额的4.86%；股票交易的数量为131,100股，占总交易数量的94.20%。其余成交的都是企业债、金融债和国债。
深圳证交所试营业的第一天仅有一只股票挂牌。
这是因为在“老五股”中，安达首先办好了托管手续，当时本着先托管、先上市的原则，于是安达便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支挂牌上市的股票。
那一天因为场外柜台交易已经获取大量利益的券商和新创建的证交所场内交易将改变原有利益格局这样的矛盾，报进深圳证交所场内参加集中交易的只有一单（这个说法来自于深圳证交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的记载。但据笔者对深圳证交所创办者、第一任法人代表王健的访谈，深证证交所试营业第一天共成交了五笔交易）。当天，安达成交8000股，买卖双方成交单位及出市代表分别国投基金部的温彤筠和有色证券部的伍德民。
（插图2：深圳证交所试营业第一天，汪景钢摄）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试营业，当日成交深安达8000股。
深圳证交所创办人之一、副总经理禹国刚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那一天只有一单交易，这是我们让有色金属证券部报进来的。所以那一天收市以后，证券商为之一震，尤其是那三家老证券部的，中行的、市国投的、特区证券的。他们说，我们都没有报买卖单啊，哪有这么一单？有色金属就说是我们报的。这三家老证券部啊，底下做了工作，说交易所12月1日开业，那一天买单卖单都不给他们报到大堂里去，叫他零成交。可这件事被我们早两天破译了，于是我们也不声张，不去说他们什么，也做了工作。假如说我们事先不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开业第一天就是个零成交，这个历史写下来，多具有讽刺意义。
深圳证交所原本可以在试营业时就一举推出股票电脑自动交易系统，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在试营业开始时，将现成的IBM大机和理想的自动撮合软件搁置一边，采用了最原始的手工撮合报价方式。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交所试营业第一天，采用的就是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相结合的手工撮合交易方式。成交后由卖方出市代表立即填写记录单，一式三栏，在打卡机上打上成交时间和成交纪录单号码。然后将红色一联交买方出市代表，黄色一联交交易所管理人员查验。蓝色一联交卖方电话员并通过本部将成交结果告知投资人。交易所工作人员将价量变化输入电脑向社会公布，但投资人看到的行情实际上是几分钟以前成交的行情。
（插图3：深交所试营业时采用的白板交易方式。汪景钢摄）
直到1992年2月25日，深圳证交所才采用电脑自动撮合系统替代上述手工交易方式。
而上海证交所在1990年12月19日正式开业时就采用了PC网络系统实现证券自动交易和行情传送的方案。从而实现了委托电脑录入、证券委托电脑系统自动撮合成交、以及成交行情信息远程自动传递等自动交易功能。
我就在新华社的图片库里发现了一张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二天交易大厅里的场景照片，由新华社记者柳中央拍摄（插图见右：上海证交所开业第二天照片。摄影：新华社记者柳中央）。画面中最显眼的是巨大的行情显示屏，而在中央监管工作区端坐着的是目前在上海证交所行政服务中心任总监的殷叶亮。原来殷老师长期在上海证交所交易部担任总监，从画面中他穿着黄马甲在“召见”红马甲的神态中就可以见到当年的场内监管风采。坐在他身边的是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半导体研究室的工程师王科峰，他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维护交易大厅LED行情显示屏的正常运转。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上海证交所最早的场内运行实况的画面记录。
2011年08月09日 06:54 AM
深圳柜台交易的疯狂
8月4日晚，我们导报的老作者、老朋友吴稼祥在微博上就深交所开业前的老5股是否有公开买卖发出询问。之后两个小时，不见有人回应。于是我在微博中简要地就史实做了一个应答：“深圳证交所成立之前，已经有所谓老三家（即特区证券、国投、中行证券业务部）在进行柜台交易。最早上柜的是1988年4月1日开始交易的深发展，后来就形成所谓的老5股。在1988年-1990年初，市场基本平稳。但1990年2月-5月出现暴涨。”
整个周末，由于“梅超风”（超级台风梅花）的光临只能宅在家中，翻检深圳早期证券市场的历史资料，感觉网上的许多争议和不解，其实是对深圳证券市场史前的那一段疯狂的历史不甚了解所造成的；媒体所传播的诸多所谓史实，其实也并不完全准确；而那一段狂热疯癫的造富历史及其后果，对理解现在的证券市场诸多表象应该大有帮助。我作为一个市场历史的研究者，只能在这里把我所了解的深交所成立前深圳证券市场历史史实提供给读者。
在深圳证交所诞生之前，深圳证券市场在1987年前后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柜台交易市场。当时，深圳就有“老三家”之说，也就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特区证券公司（简称“特区证券”）、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简称“中行证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简称“国投证券”）
1985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试办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1987年9月1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由深圳人行兴办改为由10家金融机构出自合办的股份制企业。9月2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金融业务，公司正式注册营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
（插图1：特区证券）
深圳在1983年7月8日，就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1985年8月，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被任命为深圳市长，第二年加任深圳市委书记。此后加快了深圳市股份制改革和筹建证券市场的步伐。（详见中国股市历史钩沉之八）
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1987年3月，决定筹建一家股份制的银行，这就是新中国首家挂牌上市的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
深圳发展银行在1987年5月采用自由认购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因为当时社会对股票缺乏认识，早期的股份制改革中发行的股票又大多既不能退股又不能还本、也没有市场转让，因此认购并不活跃。
据筹建并担任深圳发展银行第一任法人的王健（离开深发展后又成为深交所的筹建负责人、第一任法人）对笔者回忆：1987年5月正式批准深圳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原来计划发行50万股、筹资1000万元，但由于人们对股票认识不足，推销工作十分困难。虽然深发展发动全体员工四处兜售，也还是没有完成发行计划。社会认购实际仅占发行总额的49.9%。在此期间，深圳市领导本着对新生事物的支持而带头认购，并曾号召各级党政干部带头认购深发展股票来支持改革，但就是这样，最终发行筹集的股份仍只有39.65万股、筹集了793万元，只达到发行总额的80%不到。
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股票，首先在深圳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证券公司——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交易。
深发展的发行价为20元，1988年4月配售时尚有诸多老股东弃权。到1989年3月送红股及配售时，优厚的分红收益开始吸引投资者的眼睛。1990年3月分红时将股票面值由20元拆细为每股1元，配股溢价为3.56元。深发展历年的派息很高：1987年度为普通股每股派息2元；1988年度为普通股每股派息7元（优先股每股派息9.11港元）；1989年度为普通股每股（按面值20元计）派息10元（优先股每股派息12.25港元）。
此外，前后陆续公开发行股票的有深万科（1988年12月28日首次发行，发行时股票面值每股1元）、深金田（1989年2月8日首次发行，发行时股票面值每股10元）、深安达（1989年12月首次发行，发行时股票面值每股1元）、深原野（1990年3月3日首次发行，发行时股票面值每股10元）。这就是深圳证券市场历史上著名的“老五股”。
（插图2：深发展）
（插图3：深万科）
（插图4：深金田）
（插图5：深安达）
（插图6：深原野）
由于早期深圳证券市场的股份由上市公司自行登记，1988年4月后，改由证券经营机构代理登记。直到1990年11月26日，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开始试营业，这时才开始统一的证券账户登记工作。因此，深圳证券市场史前的股东账户资料应该已经很难考证。
据深圳证交所筹建者之一禹国刚向笔者描述，以及当时受国务院之命国家审计署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联合的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的报告：
深圳股市自1988年4月第一只股票深发展上柜交易，到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前，股市走势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88年4月至1988年底的徘徊阶段
由于股票对普通公众来说比较陌生，人们对股票的投资意识相当淡漠，许多人也担心一旦投资股票而没有正常运转的交易机构，就会缺乏变现能力。因而股票价格一直与发行价格保持一致，直到1988年4月深发展股票上柜交易，公开转让，依然有行无市。由于多数投资者仍属于尝试性的买卖，整个交投不活跃。1988年7月、8月后，行情略有好转，深发展股价也不过在20元-22元徘徊，年成交量仅400多万。
2．1989年初至1990年2月的温和攀升阶段
深圳于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先后又批准了万科、金田股票发行上柜交易。深发展高额的分红派息送红股远远高于银行利息，更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回报。因此，股票交易开始活跃，公众投资意识增强。发展银行股票带动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投资万科、金田股票。已有上柜公司3家，证券商3家。1989年全年成交量达3253万元。1990年仅元月、2月分别上升到495万元和920万元。深发展股价一路上升，市盈率不断升高，成交量不断扩大，到1990年2月，深发展股价已跃升至120元以上。成交量也由过去每日5万、10万上升至每日成交几十万，上百万元。
3．1990年2月至6月的狂热暴涨阶段
自1990年2月以后，市场突然出现异想不到的狂热。公众投资意识突然增强，市场供不应求，交易异常活跃。成交量1-3月为3600万元，4月3100万元，5月份已达1．17亿元，6月份骤增至2.6亿元，上半年达到4.44亿元。
3月10日，深圳发展银行开始派发1989年股息，老股拆细，每股面值20元的普通股，拆为每股面值1元，即变为20股，发行价3.56元，到6月底市价最高达到25元。深万科股票1988年12月每股按1元面值发行，1990年6月底最高价8.25元。深金田公司股票1989年2月每股按10元面值发行，1990年2月配股发行价为15元，6月底最高价83.5元。深安达股票1989年12月按1元面值发行，1990年6月底最高价8.8元。深原野股票1990年3月按面值10元发行，6月底最高价54.5元。先前被视为“疯子”、“傻子”的人们，现在都成了十几万、几十万元富翁。
股票靠送股分红是条生财之道，但这样的发财速度慢了一点。自从有了股票柜台交易之后，股票的价格一下子像产生了极大的磁力，魔幻般地吸引着人们。金田股票在1989年2月公开发售时，各家证券部的门口，通宵达旦地出现了排队的长龙。原计划公开发行45.2万股金田股票，5天就全部售完，最后应股民的要求，又增发了7万股。于是银行存款纷纷流向股市，红荔路（当年深圳证券营业部集中的地方）不知不觉之中，已不再是深圳人特有的地盘。“深圳的股市能赚钱!”消息像无线电波似的以深圳为圆心，向全国各地扩散。从1990年5月起，各路英雄云集深圳，在股票市场大展拳脚，“老五家”上柜交易的股票被抢购一空。
据刘鸿儒当年的调查统计，到1990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价格为每股176.78 元，比接近于实际价值的发行价格上涨了784%；4月拆股后，6月末又上涨到每股24.85元，比4月时的价格上涨598%。截至6月底，其他几种股票的上涨情况是：金田股票每股8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30%；万科股票每股7.13元，比发行价格上涨613%；安达股票每股8.76元，比发行价格上涨776%；原野股票每股53.21元，比发行价格上涨432%。（见《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刘鸿儒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深圳证券市场在证交所诞生前的这种史前的疯狂，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并在1990年5月至年底导致在深圳证交所成立之前就发生了严厉的市场整顿治理：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90年5月中旬起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5月29日，深圳实施股票交易的涨跌停板10%。
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缩窄至5%；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是鼓励下跌而不鼓励上涨。
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7月，《人民日报》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说股票市场使机关人去楼空。这个内参差一点使得整个证券市场的试点、两个正在筹备中的证交所胎死腹中。
7月3日至17日，当时国务院总理和分管副总理批示，由国家审计署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
1990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这样，半年以来始终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个亿，一片恐慌。
这几个月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对整个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后话将容笔者陆续道来。
2011年08月16日 06:24 AM
红黄蓝马甲的由来
在证券行业里，常常把场内交易员（有时也称为券商派驻证交所的出市代表）称为“马甲”。但其实这是不完全确切的。在有形席位的证券交易所内，除了场内交易员，还有证交所的场内管理人员。为区分出现在证交所交易大厅的场内人员，一般根据不同的人员身份穿上不同颜色的马甲。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场内，迄今为止，出现过三种颜色的马甲：红的、黄的和蓝的。
插图1：上海证交所01号红马甲、浙江证券公司的出市代表
上海证交所的场内交易员所穿的红马甲和场内管理员所穿的黄马甲，现在许多人都以为是国际惯例，但其中的黄马甲，其实是尉文渊在上海证交所筹备过程中误打误撞定下来的。
当时开始着手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时，找房子花很长时间，从接到指令的第一天起，尉文渊就带着一班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穿行，寻找着合适的交易场地。先有人建议把交易所建立在上海汉口路422号，这里在上海解放前就是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但是实地一看，陈旧的房屋、拥挤的街道，显然已经不适合今天的需要；又有人建议开设在北京东路四川路口当时的火车售票处，但很快也被否决了；还有人提出，可以选择在南外滩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办公大楼，虽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大楼可供交易所使用的面积太挤，显然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筹建小组最终看中了位于外滩北侧的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方案很快报了上去又很快得到了批准。说起这个浦江饭店，还很有一点历史渊源，礼查饭店过去在老上海很有名，1865年建的，这里曾经是旧上海名流云集的地方，底层的大厅(交易所建立以后它成为最早的一个交易大厅)曾经是一个高级舞厅。但是，几十年的风雨沧桑，这里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了，高级舞厅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嘈杂的餐厅。尉文渊带领着一班人开始了艰苦的改建工作。
尉文渊和年轻的伙伴们接到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务时，还只是从电影电视中看到过经过艺术渲染的国外证券交易所的情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非艺术印象。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又限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2月开张的日期。没有任何退路，只能尽力赶工了。(右图：上海证交所第一位藏族红马甲)
上海证交所这个交易大厅怎么形成设计概念的?据尉文渊回忆，一开始大家就想啊，最初就打算摆桌子，当时大家对交易台就是这么理解的。吴雅伦（后来成为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是他们筹备组比较重要的成员，他原来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组建上海第一个证券公司——申银证券的总经理。最早吴雅伦他们设计的就是摆办公桌，说是买几张办公桌摆这儿。后来尉文渊想，这交易大厅摆办公桌怎么看不像个事儿。他突然想起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像个钢琴一样，上面有电脑、边上还摆着电话。尉文渊一看，这个倒挺好，那就按这个来做吧。
礼查饭店的包厢特别漂亮，都是那种汉白玉大理石。它的柱子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欧式的建筑东西。装修的时候，设计院也不懂什么叫股票市场，该怎么装。他们就按照一般的美学观点去理解，去装饰。既然大理石柱子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做的包布都是淡颜色，银灰色，跟它才能协调。当时尉文渊想，股票交易所，都是冷色调，看着感觉冷。尉文渊说这不行，咱们让色彩跳一跳吧。既然大理石是白的，墙布都是银色的，桌子是黄的木头普通的颜色，于是就把地毯搞成红色的，就搞成红地毯。让它色调有点活泼，能够跳出来。搞了红地毯，马甲的颜色原来定的也是红的，穿上红马甲，红颜色很惹眼，很热火。香港联交所场内交易员的马甲也是红颜色的，所以也带有点儿借鉴性质。定夺之后，尉文渊就到香港访问去了。
在访问期间，尉文渊打电话回来询问筹建工作情况，负责服装的同志告诉尉文渊，他去买布做马甲的时候，看黄颜色觉得比红颜色好看，因此他自说自话做了一个决定，买黄颜色的布来做马甲。尉文渊一听就急了，尉文渊说：你不能买黄的，红颜色的选择是跟场内的整个色调的一种配合。我原来是因为颜色太淡才用红的，你再这么一改，不整个把事就搞反了吗？尉文渊告诉他，黄马甲不能做，立刻买红布做去。结果后来又去买了红布重新做马甲。到交易所开业的时候，因为已经做了几件黄马甲样式，因此临时决定交易所进场内的管理人员穿黄马甲。这样，上海证交所的场内管理员的马甲就这么延续下来，一直是黄色的。
插图3：图为上海证交所所原交易部场内黄马甲洪伟的工作照，由上证报摄影记者徐汇拍摄，此照片在1997年以前长期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外公共形象的典型照片，洪伟也就在很长的时期内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形象代言人
由于上海证交所一直采用有形席位的交易方式，因此在搬迁到浦东之前，在浦江饭店所在黄浦路附近一共开辟过8个交易大厅，最多时有5000多个交易席位。当时中午休市吃午饭时，附近大小马路上来来往往的红马夹，形成了一片红色的人流，蔚为壮观。1997年底上海证交所搬迁到浦东新大楼后，开始采用交易的无形化方式，但仍旧在新大楼的交易大厅保留了1068个席位。直到如今，尽管上海证交所的交易99%都实现了交易席位无形化的方式，但还是保留了交易大厅和一小部分B股的有形交易席位，所以在上海证交所的交易大厅里仍旧可以见到红黄马甲的身影。
反过头来看深圳，在筹备和开业时深圳证交所采用手工竞价、电脑辅助交易。各会员证券部派驻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出市代表分为“蓝马甲”（负责本部门买卖指令的接收登记）和“红马甲”（负责依本部门指令代客竞价买卖股票）。即投资人到证券商柜台办理委托之后，证券商将客户委托书记载的内容通过热线电话传至其派至交易所的出市代表。出市代表在接到委托指令后，立即登记在各自的买卖申请记录簿上，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客户委托优先的原则进行公开竞价。口头唱报竞价时穿蓝马甲衣的出市代表接到本部指令后，立即登录，交给穿红马甲的出市代表，后者以最快的速度跑至红色地毯上用手势口头唱报，竞价应价后，即签字成交。白板作业是穿红马甲的出市代表将买卖盘写在白板上方的左右两栏，每栏又可有两个价位，按买卖价高低顺序登录白板竞价。成交后由卖方出市代表立即填写记录单，一式三栏，在打卡机上打上成交时间和成交纪录单号码。然后将红色一联交买方出市代表，黄色一联交交易所管理人员查验。蓝色一联交卖方电话员并通过本部将成交结果告知投资人。交易所工作人员将价量变化输入电脑向社会公布，但投资人看到的行情实际上是几分钟以前成交的行情。
插图4：深圳证交所开业初期，各会员证券部派驻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出市代表分为“蓝马甲”（负责本部门买卖指令的接收登记）和“红马甲”（负责依本部门指令代客竞价买卖股票）。
这和上海证交所又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1997年深圳证交所彻底实现无形化交易后，场内交易员正式退场，红马甲就在深圳证交所彻底消失了。
2011年08月23日 06:21 AM
上海证交所的开市锣
深圳证交所开业时采用的是和当时纽交所一样的开市钟，所不同的是，纽交所的小钟原来是固定在贵宾参观平台齐栏杆高度的面前（现在已经改用类似于法官一样的小锤），而深交所则是挂在一人左右高度的大厅中间。
图1：深交所试营业时王健敲响开市钟
图2：深交所第一个开市钟，现陈列于深圳博物馆
图3：深交所现在的开市钟
可是上海证交所开业时却采用了形式完全不同的开市锣。
要说起开市锣的由来，不得不回顾上海证交所创建时期那难忘的几个月。
1990年7月3号，尉文渊受命到上海证交所筹建小组报到，承担起上海证交所在年底前按时开业的重任。上海证交所的创业者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开始筹备建立证券市场的，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代，而这三五十年的断代要靠他们这些人在短短的时间把它衔接起来，这是个很大的困难。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应该用怎么个仪式？当时大家都想象不出来。
由于在筹建过程中已经决定采用电脑撮合交易而不是美国那样的打手势报盘，那怎么举行开市仪式？大家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弄。想了半天，尉文渊说：我看电视报道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的新闻里，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是弄个小钟这么敲的。于是定下来用敲锣来开市，他对曹琴（上海证交所参加筹建的第一批员工、现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上海特派代表）、顾巍（上海证交所参加筹建的第一批员工、现在上证通信公司）他们说：“你们去找吧。”
曹琴、顾巍他们就去逛十六铺、城隍庙，满上海地找。一开始找来就是锣鼓队用的那种锣，那个锣就脸盆那么大、又很单薄，敲上去的声音龇牙咧嘴的，都没法听。最后他们在城隍庙找到一个，回来跟尉文渊说，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锣，你去看看行不行。尉文渊和曹琴他们一起去一看，那个锣直径七八十公分、中间的部分鼓出来很大一个大疙瘩。往上一敲声音嗡嗡的、挺浑厚的。尽管还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让他们再去找了。于是尉文渊就当场拍板说，就是它了。这个东西在当时还算是挺贵的，要600多块钱。买来后筹备组让木工做了个架子把那个锣绑在上面。当时大家都觉得弯腰敲这个东西比较麻烦，尉文渊还事先演练过这个腰怎么弯。以后大家都按照这样的姿势一直敲到现在……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根据尉文渊向笔者回忆：那天的开业典礼程序是，我站在二楼那儿迎接，领导来了握个手。迎接完了以后在浦江饭店二楼的餐厅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开业典礼上各位领导讲话，介绍我们证交所领导班子这几个人。领导讲完话下楼，在门口举行揭牌仪式，接着进入交易大厅观摩交易。因为我前一天发病，腿肿得无法走路，所以领导讲完话我先不动窝，就在二楼靠墙站着，当各级领导来宾们下楼去门口外揭牌时我再一步一步挪到敲锣的地方（当时那个锣就放置在二楼靠交易显示屏一边的走廊上，见右图：上海证交所老开市锣），等他们进入交易大厅，我就敲锣开市，然后再去参加午宴。
原来的议程约定好，领导和来宾们揭牌完毕进入交易大厅后，在11点由时任理事长李祥瑞宣布授权交易所开市，时任总经理尉文渊再鸣锣。可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开业程序的时间控制不是那么严格，活动搞得有点儿耽搁。尉文渊在二楼等着，看着交易大厅却一直看不到领导们进来，好半天领导们才慢慢地一个、两个陆陆续续地走进交易大厅。领导们还没有全部进到交易大厅，11点就到了，于是电脑交易系统就按时自动启动了交易。
尉文渊说：我一看就急了，当时灵机一动，哐一下就鸣响了开市锣。结果还没有来得及授权，我就鸣锣开市了。不过，在事后发的新闻稿中对外宣传还是讲“经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
因为鸣锣开市是一个仪式，所以上海证交所开业后每天早上开市都由老总敲锣，闭市还敲过。大概弄了十多天就改了，因为这个仪式意义不是很大，随后就慢慢把它取消了。最后只是在新的公司上市时由公司老总来敲当天的开市锣，那个锣也就从浦江饭店二楼，搬到了一楼的交易大厅里，成为一个荣誉性的象征。
图5：新股上市第一天上市公司老总鸣锣开市
1997年，上海证交所迁址浦东陆家嘴证券大厦，有了一个宽敞、明亮、具有现代气息的交易大厅，那个千辛万苦找来的开市锣被放置到了交易大厅最显眼的地方，继续行使它的历史使命。但和号称当时亚洲唯一无立柱的豪华交易大厅相比，这个锣就显得有些寒酸。
图6：1997年底上海证交所迁入浦东新大楼，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鸣锣开市
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根据日程安排，7月1日将来上海证交所参观并和上海民营企业家举行午餐会。作为迎接美国总统的重要礼节，日常不对外开放的上海证交所交易大厅将开门迎接这位远到的贵客。为此，上海证交所决定对交易大厅进行一番修饰，将原来的主席台改为活动式圆弧二阶高台，同时重新铸造一面形制稍大、显得更加华丽庄重的开市锣。以便作为同时在上海、香港和纽约三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兖州煤业”当天举行上市仪式时使用。
当决定作出时，已值5月初，时间紧迫，可是新的开市锣是什么样的呢？甚至还没有一个设计草图。上海证交所行政部的同志找到当时的上海铜响器商店，定制了直径80公分和60公分的铜锣各一面，但虽然经过多次制作，终因在工艺、音响效果上均达不到要求而无法使用。
时间越来越紧迫，为了圆满完成接待任务，几经周折，找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中华青铜公司”，委托其设计制作一面铜锣。中华青铜公司通过紧张的设计，最终确定制作一面由响铜合金铸造的铜锣一面，直径80公分，重80公斤，铜锣中心圈铭铸“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英文字样及迁址浦东的日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同时，再铸造纯青铜落架一副，高1.8米，宽96公分，重达300公斤，样式颇具中国传统青铜铸造风格。经过仅仅17天的铸造，一面全新的带架铜锣就矗立在交易大厅主席台。
图7：上海证交所成立八周年仪式上，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用新开市锣鸣锣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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