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赠送纽交所主席范尔霖小飞乐股票、而范尔霖到上海将小飞乐股票过户之前不到两个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才刚刚开张。

1984年底、1985年初，小飞乐和延中两个股票的发行，曾是当年上海经济生活中的大事。而这两个股票发行的背后推手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的经理黄贵显和副经理胡瑞荃，当时这两个股票的发行报告就是胡瑞荃写的。

（插图1：1984年11月15日，《新民晚报》关于“小飞乐”发行股票的报道）

（插图2：上海发行股票 延中实业）

1986年，两个股票第一次发放红利，延中针对股民的“房屋摇奖”也着实热闹一番：那个中奖获得两室一厅的衬衫厂小青工，引来全城茶余饭后好长时间的热议。

但热闹过后，股票又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像一堆死钱。有人一时急着想用钱，却又不能拿着股票去开销。

于是，有人找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来打听股票好不好转让？怎么转让？

在1984年8月10日，上海市民人民政府的沪府办发（1984）58号文件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是有可以转让这一条，但规定很死：凡股票持有者要转让股票，需通过代理发行的公司代为寻找客户。

一位在静安分部负责分发红利的退休职工，当年曾向记者讲了一个典型事例：

“当时，有一位股民要出国，想把价值3万元的延中股票转让出手。这时已经是1986年9月份了，还有4个月就可以拿到红利，那时红利是1分5厘。我们公司有人想买，但不允许，我给他找到附近一个解放前就做股票买卖的冯先生。冯先生那时已经70多岁了，带了3万多元现金来。但如何计息呢?按惯例，可以按6厘的利息结算，但这时上面连6厘的利息也不同意，只允许用1厘8的利息结算。那个股民急于出国跑路，肉痛也只好出手，结果冯老先生买得实在太便宜，自然非常高兴，但那人却受了不应当有的损失……”

有一天，一位穿着时髦的青年跑来，说要出国留学，急于用人民币买美元。他手中有一笔数字不小的延中股票，本想转让给亲戚，但彼此间无法讨价还价，只好找到静安分公司来了。但经理黄贵显和副经理胡瑞荃几天时间里到哪里去替他找来接手的客户呢?那个青年只好失望地又走了。

（插图3：王贵显、胡瑞荃照片）

后来上门来找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分到新房子，要装修需要花钱；有的老人要买墓地，需要钱；有的人住院需要钱……他们都需要把股票卖掉以解燃眉之急。有一位股民老人跑来央求半天，最后看解决不了问题，便怨怨地扔下一句话：“有女总要出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婚不嫁，难道只好眼看着等到老死去买棺材？”

股票不能成为死钱——于是黄贵显、胡瑞荃开始想到要建立股票交易柜台。为此他们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打报告申请开放股票市场。

第一个报告送上去很长时间，如石沉大海。

第二个报告又送上去，仍不见音信。黄贵显和胡瑞荃有些苦恼了。在金融界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是不可能擅自开展新业务的。但面对天天来找的股民们，他们感到自己左右为难又无能为力。

事情就在绝望中出现转机，1986年8月16日、星期六，上海市体改办（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金志(时任市体改办综合处副处长、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急匆匆跑来找黄贵显和胡瑞荃，说有重要事情。她告诉黄贵显和胡瑞荃，江泽民市长星期天要召开市里有关部委办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汇报。

关于这次会议的背景，据笔者周末找金志核实相关细节时告知，是当时国务院明确将推进股份制改革所促使的。为此，笔者重新翻查了相关的历史资料：1986年8月2日至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并讨论体改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意见的汇报。对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会议明确要求“积极试行股份制。 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 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也许正因为此，上海市政府特地在8月17日周日召集了这次市长汇报会。

由于金志持续参与了上海最早发行股票和股份制试点工作，写过诸多调研报告，所以一听说有这个会议就赶紧来找黄贵显和胡瑞荃：“你们明天去参加，准备一下。可以直接向江市长提出报告。”

黄贵显认为胡瑞荃的表达能力较好，要求他去参会汇报。“可我又没有接到通知，怎么好去参加呢?”胡瑞荃虽然觉得这是一个直面陈述的好机会，但难免忐忑不安。

“我同办公厅打招呼了，明天我们一起去。”金志说。

这一天晚上，胡瑞荃整整一夜没有睡着觉。考虑如何向市长汇报。最后他用 “股票的生命在于流动”作为总题目，分别写了5个要点，每个要点各写在一张纸上。第二天他就揣着这五张纸，就随金志到了康平路小礼堂。不知道是否是金志和办公厅同志的有意安排，胡瑞荃的座位正好在市长的正对面，脸上的表情都看得很清楚。

轮到胡瑞荃讲了。他清了一下嗓子，便把那位股民老人说的话引过来做开场白，不过他把最后一句过于愤激的话改了：“股民有了股票，就像有了女儿要出嫁，有了儿子要结婚一样，不婚不嫁会带来矛盾……”

市长抬头，眼睛看着他，好像一下子被这句话吸引住了。

胡瑞荃这下放开胆量讲了，话语也变得流畅起来。他按照昨天半夜里写的五张纸顺序，逐条汇报：

一、股票的发行给企业带来的好处；

二、光有一级市场不行，一定要有二级市场；

三、股票的生命在于流通，不流通就会丧失生命力；

四、买卖股票利大于弊，不会有很大的投机；

五、我们已经打了报告……

胡瑞荃讲到这里，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申请建立股票交易柜台的报告递送到市长面前。江市长看了看，转脸问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后成为交行董事长、上海证交所筹备三人领导小组组长、上海证交所第一任理事长）：“老李，你知道这件事情吗?这报告你们批了没有？”

李祥瑞的脸骤然红了，回答说：“这件事比较具体，我还不太清楚……”

散会走出会场，李祥瑞遇见胡瑞荃，很大度地对他说：“这是件好事情，不是坏事。你赶紧把报告再送一份来。”

胡瑞荃又把报告送上去了。又过了一天，他打电话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应俊惠，想探探风声：“李祥瑞行长有什么动静?”

“好家伙，李行长现在正在召开各处处长会议，对他们大发脾气，要求加快研究你们的报告呢!”应俊惠说。

果然，没过两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把静安信托投资公司申请设立股票交易柜台的报告批转下发：“同意。”

就这样，全国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呱呱落地了。1986年9月26日，在南京西路1806号，黄贵显、胡瑞荃接到人民银行“批准书”后盘下一爿生意不好的理发店，它只有一开间门面、10来个平方米，经过匆匆忙忙的简单装修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遗憾的是，这个对于中国现代证券市场史来说不亚于华尔街梧桐树的历史遗迹已经在南京西路恒隆、中信泰富、梅陇镇等现代商业开发中被无声息地拆掉了）

（插图4：静安业务部外景照片）

久违了，股票市场

尽管许多“老上海”对“股票行情”一词早已淡忘，尽管许多“小上海”更不知“股票交易”为何物，9月26日一大早，与金融界阔别了30多年的股票交易市场一恢复，还是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市民。(见右插图：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

……飞乐音响公司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公司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点15分收盘时，也出售了840股。

由于购者拥挤，原定采用现货交易形式，也无法办理，只得给予临时收据。

(插图6：当年文汇报的报道。)

我在策展“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时，曾在新华社的图片库里找到过一张静安业务部开业第一天拍摄的柜台即景照片：

（插图7：开业第一天柜台照片。新华社记者柳中央摄）

柜台前人头攒动，好多只竭力伸长的手，伸向柜台内坐着的一个老人，他清瘦的面孔照得十分清晰。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接受股票交易的柜面交割员，他叫励荣泉，没过两年他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在柜台内紧张忙碌的，还有吴毓明、王毓玲、张洁、柴昌明、王桂根等人。

据《文汇报》记者秦恒骥回忆，在拥挤的人群中，第一个购进股票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男子，他携带了1千元人民币，买了18股小飞乐。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但说曾摸过飞乐音响公司的“底细”；“飞乐的产品正走红，我吃准了才向它投资，不会吃亏。”

前面提到过的以利息1厘8买进延中股票的冯老先生，这天又叫在华美无线电厂做工的女儿前来代购，一下子又买进230股“延中”，此时人们才知道他叫冯润清，已经80多岁了。

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写下这些历史皱褶中芸芸众生的名字，是因为历史细节才是组成社会变革的血肉，无论大人物小人物都理应得到历史的承载……

（7月6日，从阚治东的微博得知当年静安业务部副经理胡瑞荃去世的消息，不胜唏嘘。特赶写这篇文字刊发于FT专栏，以纪念胡瑞荃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