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今起推出《中国股事钩沉》专栏。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用特殊方式诞生的特殊市场。作者陆一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在证券界工作，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他收集、整理了诸多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中的小故事、小花絮，与读者分享，也希望激发起亲历者的记忆，共同来还原中国股市20年的真实历史。————编者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举行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 （1986年11月17日《世界经济导报》）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次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会议。

美国《时代》杂志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吉米（Jaime A. FlorCruz）当时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中国初出茅庐的股票市场向美国内行取经》的报道中写道——“上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不寻常的研讨会。会上，有20个身着细条子服装的最高水平的美国证券商人、银行家和律师，向200多个穿毛式制服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官员，解释了难以理解的美国西部股票贷方市场基础知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要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有用的经验!”

这批美国来宾中就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 J. Phelan, Jr.)。会后，邓小平在11月14日会见参会的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会见时范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回赠给他的是一张中国公司的股票。

在会见之前准备回赠的礼物时，中国人民银行从沈阳、广州等各地找来十几张股票，但发现大多数股票都缺少部分必备要素、不符合国际通行标准样式。于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就打电话给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后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证交所理事长），要上海送股票进京。上海选送了最早发行的一张面值50元的“小飞乐”股票，由当时的金融管理处处长、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朱小华专程送往北京。由于“小飞乐”股票票样上各项要素齐全、又是由上海印钞厂印制的，陈慕华行长看到这张股票很满意，便正式决定用它作为回赠的礼物。因此，邓小平回赠给范尔霖的就是这张“小飞乐”的股票。

就这样, 范尔霖成为了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的美国金融家，从而享有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这家社会主义企业的股份权｡（插图1：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小飞乐股票）这也是中国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在邓小平接见范尔霖之后，因为那张“小飞乐”股票，还发生了一场非常有趣的后续故事，成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发展史中一个著名的花絮。

当年上海方面在选送这份礼物时，为表示这张股票的正规和真实有效，特地在股东栏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当时范尔霖接过股票，眼睛一亮，异常高兴。但他毕竟是证券业的行家，细细看了两眼后就提出了问题：“这股票上面是谁的名字?”“周芝石。”翻译告诉他。

“噢?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去过户。”范尔霖令人措手不及地说，又自我满意地搓搓手：“That’s a good idea!”于是，会议结束后，约翰•范尔霖就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和美国记者乘飞机飞往上海来。

约翰•范尔霖一行飞抵上海，住进了锦江饭店，正好是周末。他的随行人员对上海接待方面提出：“要用警车开道。”上海方面为难了。因为本来不想把事情搞大，就说：“这没有先例。一般只有国家元首、总统来访，我们才用警车开道。”

随行人员说：“我们董事长是美国经济界的里根!在美国他比任何政府官员都重要。”由于美国人的坚持，上海的接待人员便找了一个下台阶的妥协方法：要么由董事长自己出钱，自费雇用上海市公安局的警车开道，这样不破先例。

“多少钱？”

“2000美元。”

“OK!没问题。”随行人员爽快地说。

当时，有一些上海接待人员真看不透：这个美国佬凭什么花2000美元雇警车，去办一张50元人民币股票的过户手续呢?

第二天下午1点，约翰•范尔霖一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在警车引导下威风凛凛地驶到静安寺附近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座落于南京西路1806号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在两个月前的9月26日开业之前还是一爿一开间的小理发店。范尔霖在静安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的迎接下走进营业厅，他一面按规矩将那张小飞乐股票交给柜台内的工作人员“过户”，一面在10来个平方米的营业厅里来回走走，饶有兴趣地仔仔细细看了看。他问等候在里面的静安业务部副经理胡瑞荃:“你们是如何发行股票的?怎样过户?”

胡瑞荃一一回答，还作为主人赧然地说了一句：“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谁知范尔霖毫不在意：“没关系，我看挺不错了。我们美国开始股票交易是在路边的梧桐树下进行的，连房子都没有。”

工作人员将改成约翰•范尔霖英文名字、并盖上印鉴的股票以及新开的股东卡递给他，并免收了当时1元钱的过户手续费，作为“友好服务”。范尔霖看了看，满意地收下了，他在柜台边同李祥瑞、黄贵显三人合了影，然后走了。（插图2：1986年11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手持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在20多年后却在发生的日期上出现了两种说法。

原来我根据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考证，范尔霖到上海过户的日期应该是11月16日，因为“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是在11月10-13日举行、邓小平接见是在11月14日，他15日到上海、16日去过户，这个日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我在自己的书里采用的也是这个日期。

但是在筹备20年成就展的过程中，我从申银证券公司早年出版的资料中发现，说是范尔霖是在11月23日、星期天，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的。当时我仅以“静安证券业务部是申银证券公司的前身，申银公司早年的历史记载应该相对更接近事实”这样的简单推理，就在展板上将范尔霖过户的日期改为11月23日。

展览结束，回上海以后，我脑海里一直不停地在琢磨这个日期的出入。当年的1月16日和23日同样是周日，这两个日期在各种回忆记载中都有出现。

最后，我终于从其他渠道找到了来自纽交所存档的当年这几样文物的照片。尽管并不十分清晰，但还是可以看出来：一张小飞乐股票、上面股东一栏写着周芝石的名字；一张是印制在股票反面的过户记录单，其中“让股人”一栏写着是周芝石、盖着李祥瑞的印签（应该是陪同的李行长代为签章的），“受股人”一栏写着是约翰•范尔霖的英文全名John J. Phelan, Jr.；还有一张是飞乐音响公司股东卡、上面股东一栏同样写着约翰•范尔霖的英文全名。而股东卡发证日期和过户记录单上的转让日期，明确地写着“86.11.16”。（见插图3：存放于纽交所的小飞乐股票和股东卡）这样，存疑在我心中好几个月的谜底终于在实证面前揭晓。

写到这里时，上海证交所已经决定开始筹备本所的博物馆。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上海证交所博物馆的海外藏品，第一件就应该是来自于纽交所的那几张珍贵的历史文物的高仿真复制件？或者在我们博物馆建成时，也许应该和纽交所协商，借用这几件文物的原件回中国展陈？——这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设想，但愿纽交所的同行听到这个建议也会像范尔霖当年那样来一句——“That’s a good idea!”

邓小平向纽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 J. Phelan, Jr.）赠送小飞乐股票这件事，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一个最亮点，是中国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股份制改革在中国，是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伴生体，而在上一世纪中国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农村改革，给股份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为适宜的温床。

上一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转折，起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开始了改革之路。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一颗市场经济的种子悄然着床于计划经济的母体，并在这母体中躁动着、孕育着、成长着，等待着瓜熟蒂落、破土而出、呱呱落地的那一刻……

中国的改革最初切入点、并取得最大成功的是农村改革。

在农村改革上，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投入更多资源，所给与的只是对长期“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针对农村实际的部分调整。在这种背景下，生产关系的调整激发了被长期压抑的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而同时，在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的需求和中央政府农业投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之间的差距，迫使中国农村开始寻找新的资本投入来源。

因而早在1979年，中国农村就有了以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因此，中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是始于农村改革。

国务院1979年7月3日在《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对社队企业解决资金来源就肯定了：“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

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在历史上被称之为“第二个中央1号文件”）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自此，中国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渐向股份经济机制过渡，许多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农民集资入股而成的。

1983年7月8日，中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见插图：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经地方政府批准向社会招股集资的公司。图为该公司当时发行的股金证。)

插图：深圳市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的号召，“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国家保护技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中国合股经营企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农村供销社的大发展。

经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1月1日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第八条“按照自愿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提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要继续完善土地承包办法和林业、牧业、水产业、乡镇企业的责任制。有些合作经济采用了合股经营、股份分红的方法，资金可以入股，生产资料和投入基本建设的劳动力也可以计价入股，经营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按股分红。这种股份式合作，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避免了一讲合作就合并财产和平调劳力的弊病，却可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的财产。这种办法值得提倡，但必须坚持自愿互利，防止强制摊派。”

从上世纪80年代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可见，中央政府从农村改革的一开始和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就有意识地促使农村改革、农村的商业（供销合作社的市场化改造）和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但计划经济的体制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投入资金和资本，只能依靠当时流行的做法，在体制外寻找和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农村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资金和资本的投入上，允许和鼓励依靠股份制方式吸引农民个人股份的投入。

这就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也就在早期股份制企业、以及之后最早的上市公司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几位学者以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在江湖上扬名立万，比如以推动市场化改革闻名的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以鼓吹股份制改革为己任的厉以宁被称为“厉股份”、以推动破产法而著名的曹思源被称为“曹破产”……

不过，厉以宁最初提出股份制并没有过分强调企业制度的改革，其意更重要的是在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难题。

这是因为，早期在农村轰轰烈烈开展改革之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考验。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历时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而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解决上山下乡运动的遗留问题。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

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所有制形式曾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顾生产力水平低、层次多的特点，人为地搞所有制形式的升级过渡，轻视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使所有制的经济形式越来越向单一发展。这给我国经济建设、劳动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特别是在“文革”以后，这种困难和问题首先以劳动就业为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因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国有工商企业又因体制问题和政治原因，长期人浮于事，冗员充塞，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员就业。

到1979年，回城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返城知识青年要求政府分配就业，而政府和企业又无法满足这么多待业人员的要求。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各地省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见插图：知青上访）

因此，1980年四五月份，为了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北大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厉以宁的这个提议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应有的响应。（见插图：厉以宁）

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由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主持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一次提出用股份制办法解决就业的社会难题，得到了与会的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初、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附议，都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对西方经济学不熟，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但这是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中国建立股份制。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这期间，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到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这两者成为整个股份制改革的两个重要的基点。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条块分割的束缚，大中型国有企业开始采用“横向联合”的改革办法，开辟了向股份制改革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成为萌发股份制的土壤之一。

1980年4月22日，赵紫阳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讲话中就提到：“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把各种资金引到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上来，弥补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解决以小挤大、重复建设的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在经济上搞联合，走联合之路。现在实行两级财政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地方和企业的钱会逐年增多。但无论如何再不能把地方和企业的钱收上来，这条路不能走。只能采取经济的办法，自愿协商，实行互利，搞合营或联合，把资金引导到国家急需的、重要的建设上来。比如轻工，与其各个地方自己搞，不如集中在条件好的地方搞，可以成立股份公司，分利润，分产品。 国家要制订有关的政策，要立法，所有制不能随便变。这样，矛盾会缓和些。”

据笔者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丁宁宁采访，当时地处湖北襄樊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采取了和一机部系统以外的军工企业和地方企业“横向联合”的办法，终于使汽车产量达到设计目标，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83年，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带队到二汽调研，总结二汽“横向联合”的改革经验。在起草和修改调研报告时，一些同志提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可以把“横向联合”中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折成股份，组成紧密型的股份公司，“横向联合”就更巩固了。针对当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疑虑，中心同志引证马克思“股份制是对私有制消极的扬弃”的原文进行辩驳。马洪在关于二汽调研报告给总理的信上，写下了一段关于股份制可能更有利于巩固“横向联合”的观点。赵紫阳看了非常高兴，在批示中写下了“这个办法好……荣誉共享，利益均沾”等等的一段话。并打电话给马洪，提出有了股票，就有个流通问题，在理论上还有一些障碍。马洪要中心的同志继续从马克思原著中寻找排除障碍的理论根据。于是就有了《股份制与资本市场问题》这篇稿子，并在不久后将稿子中的一部分交给《世界经济导报》于1985年2月4日发表，定题目为《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见插图：1985年2月4日《世界经济导报》版面)

1985年，我国企业横向联合迅速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而股份制的发展，也更有利地使企业的横向联合趋于完善。这一年，股份制不仅仅在农村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商业、金融业、轻工业、水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1986年8月2日至6日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并讨论体改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意见的汇报。改革方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关于明后两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改革金融组织机构，实行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专业银行分业垄断局面。”“组办股份制的交通银行，并按经济区设置分支机构”。“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扩大公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的试点。积极试行股份制。”“横向联合的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明年可普遍推行股份制。今后联合投资的新建企业，尽可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各省、市和自治区，都可选择若干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1987年，我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在此期间，股份制也受到了部分国有企业的青睐。国务院1986年12月《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此，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这一阶段快速在国有企业中展开。

这阶段，在国务院批准下，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加快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上海1986年下半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由市体改办负责组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改革方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全民所有制试行股份制的大型企业，在坚持国家股为主体的前提下，向国内城乡居民和职工发行5000万元人民币股票，打破了原先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模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资产并存于一个企业中的多元化资产所有权结构。北方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5月正式成立，标志着一种股权式企业集团的崛起。（见插图：第一家试行股份制的大型国有企业上海电真空股票）

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再加上国有企业加入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并以资本纽带建立起新型的产权关系，使得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基础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