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共产党建政以后，尽管在1949年6月和1950年2月建立过天津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但由于在解放初为了打击不法奸商对二白一黑（即棉花、白银和煤炭）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经中央同意，在1949年6月初陈毅下令、宋时轮带队关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到了1951年底1952年初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天津和北京的证交所也被关闭，从此到改革开放之前，证券市场、交易所、股票……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将近四十年。证券市场和资本要素，和中国共产党有怎么样的历史联系呢？

2010年在策展“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官方的时政展览，证监会一开始就决定在序展表现历代中央领导对资本市场的关心支持，要求在序厅的中央最突出的部分展示四代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巨幅图片，每张图片下方配一段他们有关资本市场的论述。

在寻找和挑选领袖与资本市场相关的论述时，其他几位领袖有关资本市场的论述比较好办，最难的就是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论述了。

为此翻遍了所有毛泽东的文集，最终挑选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这就是近年党史研究中著名的、在建国初期探索经济建设道路中被称为是毛泽东新经济政策的论述。

但是在把初步的设计方案送给证监会领导和中央相关部门审核以后，反馈意见表示建议采用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有关股份合作的论述：

部队、机关、学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产方式，例如一个连队就可以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形式。根据杨家岭的经验，将运输队改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红制，即公家以八辆大车，二十二个驮骡和全部用具，作为八十股，二十二个运输队员作为二十股，按斤由公家发运输费。其结果是运输力由每月只运十九万斤提高到三十八万九千余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而且工具节省了，牲口受到爱护，替公家节约了大量经费。——毛泽东：《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不过最后证监会会和中央办公厅的终审意见，还是采用毛泽东论述解放生产力的相关论述：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毛泽东：（1956年1月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页。

尽管方案已如此定了，但从策展的角度始终觉得这一部分无法真正揭示中国共产党和证券市场之间的历史关系。——根据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和资料积累，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很注意利用当时既有环境所能提供的市场因素，为革命和战争事业服务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具有现代经济和市场观念的高级领导人不在少数。

为此最终在布展前一天，把“闽西工农银行股票（1931年）”、“闽浙省苏维埃银行股票（1933年）”、“汀州市调济粮食合作社股票（1933年）”、“1950年代某县供销合作社股票”四张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的股票样张拼合成一个图片文件，替换到连接序厅和综合展大厅之间走廊的侧面照片墙上去（插图见下）。

同时给讲解员增加了这样一段讲解词：

刚才在序厅中大家看到了几代中央领导对资本市场的关心和支持，但大家一定会感觉奇怪，第一代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关于资本市场的直接的论述。确实是这样，但大家来到这个照片墙时可以注意到这组照片，这是当年苏区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几张股票，从中可以了解到，尽管第一代革命领导人没有关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论述，但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资本市场的要素，为革命事业筹集资金。

因为这几张股票都是革命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和建国初期在农村合作社所发行的股票，样张印刷粗燥、股票要素不全，但都印上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头像。应该说它们对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证券市场的历史关系是一种无言的说明。

我注意到，在开展第一天给中央领导讲解中、在此后各个专场的讲解中，每当讲到这里，所有的参观者，包括中央领导、会领导和系统内外的领导，无不万分惊讶：居然在早期苏区根据地就有了资本市场的要素存在、中国共产党在那时候还发行过股票！。

在20周年成就展的中心区，我们还做了一块巨大的照片墙，叫做“见证历史”。

就在预展时，证监会领导看完综合展所有展板走到中心区时，面对这个巨大的照片墙，不由得站住了。

尽管并不一定了解照片墙上每一张照片的背景故事，但证监会领导大致都能看得懂多数照片的内容。不过还是对其中的一张站满了一群老头的照片提出了疑问：这些老同志都是谁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一个年轻的新兴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年轻人为主组成的行业群体。怎么会有一张早期的黑白照片全是老年的工作人员(插图见下)？

就在会领导提出疑问之后，一时没有人接过话茬，由于证监会审定的讲解词不包括中心区照片墙，所以讲解员也只是微笑着不语。一旁有人指着照片说，是不是哪个公司的退休职工吧？但也有领导说：不对，那是应该是市场刚刚起步的时候，证券行业怎么会有退休职工呢？——得不到解答，领导们也没有提出其他意见，这就过去了。

第二天下午3点，“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正式开展。走进展馆后，副总理王岐山就兴致勃勃地和证监会现任领导、历任主席副主席一路边看边回忆当年的种种趣事。

但是就在一行人最后慢慢来到中心区照片墙前，讲解员指着其中的一张红马甲照片，介绍这是上海证交所第一个藏族红马甲时。王岐山脱口问道，上面那张照片中的老同志是谁啊？还没等谁开口，尚福林就开口回答王岐山：这个，我也不知道。

由于在预展后就这张照片的内容专门向讲解员交代过，照片上是当年静安业务部聘请顾问，大多数是解放前证券业的从业人员。于是讲解员把我告诉她的故事向领导讲述了一遍。站在一边的楼继伟特地指着那张照片说：那是在静安营业部门口照的！所有在场的领导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

其实，在那张照片里，站在最右边的就是当年静安业务部的副经理胡瑞荃。在当年，尽管一手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股票柜台交易市场，但黄贵显、胡瑞荃本人也不很懂得股票，甚至在1984年以前从未接触过股票。他们有关股票的知识和经营办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当时聘请的解放前证券交易所的吴仕森、林乐耕、施之敏、魏少庭、龚懋德、王渭熊、穆壮武七位老经纪人当顾问。

而照片中还有一位顾问当时还是世界经济导报的老记者，名叫陈善政。他在1946年9月就出版过专著《我国证券市场之发展史》、在1984年11月12日世界经济导报上，他就发表过文章，呼吁《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

插图：世界经济导报文章

同样，在深圳证交所的筹备过程中也有着相似的历史传承因素存在。我们在深圳证交所的创建前后的诸多照片中都看到一个年老的身影处在中心地位。我在考证史料的过程中一直纳闷，不知这是谁？查了许多资料、也询问了深交所的相关同志，都没有得到满意而准切的答复。

插图：深交所试营业第一天。图中左起：禹国刚、温彤筠、周顺祥、王健、伍德民——摄影：汪景岗

最终我当面询问了深交所的创建者王健和禹国刚，这才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原来他叫周顺祥，是上海人，在解放前是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1988年底深圳市政府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开始筹划创建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的王健和禹国刚在前期工作中不断把自己对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出版发行，周顺祥就是在上海书店里看到了禹国刚的书《中国证券市场》，就买了一本，他在书中看到深圳在筹建证交所，感到很兴奋，于是他就自费到深圳，历经周折找到筹建小组所在地，要求参加筹备工作。被他精神感动，于是王健和禹国刚将他聘为深圳证交所筹备小组的顾问。至今，王健和禹国刚说起，还津津乐道：周老为深交所的创建做了许多事情，他教给了我们许多证券交易所的具体知识。

也许，历史的传承并非随人的意志而转移——无论这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历史自有他自己的运行轨迹，谁都无法改变……

1999年的“5.19行情”是指1999年5月19日，中国证券市场在沉寂了两年多后突然开始了井喷式的上涨行情。

5月19日，在沪深证券市场持续下挫、接近前期最低点时，上证指数从5月18日收盘的1059.87点开始急速上涨，深圳成指从2534.72点升至19日收盘的2662.28点。5月19日当日沪深证券市场分别上涨50点、127.56点，涨幅都在4%以上。之后证券市场持续放量上升，到5月31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已攻破1300点，成交量平均每日100亿以上。

到6月30日，上证指数在盘中上涨到1756.18点，涨幅达65.69%。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沪深证券市场急挫，沪市狂跌128点，下跌超过7.6%，这也就宣告了“5.19行情”的初步结束。

一年以后，正当欧美证券市场早已回调一年有余之时，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冲到了2245.44点的历史最高位。自此，正式宣告从1999年5.19开始的大牛市真正终结。

此后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熊市。

2002年1月29日，上证指数盘中跌至1339.2点；2004年9月13日，上证指数盘中跌至1259.43点；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盘中跌破1000点，最低为998.23点。与2001年6月14日的2245.44点相比，总计跌去1247.21点,跌幅达到55.54%。

“5.19行情”中的政府行为

在这一轮牛市中，有几个现象和背景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政府监管机构直接出面发动证券市场行情。

对于“5.19行情”的启动，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 （《亲历股市十年风云，周正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新华网（2003年8月13日）稿件来源：中国证券报）

二是，中央政府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党报破天荒地高调出面直接讲话推动证券市场持续上升。

6月14日发表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耀先讲话中提到“当前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是一种恢复性的，是证券市场整顿规范以来，显示市场成长性的一种表现”。(插图1：19990614上证报，见右)

6月15日，也就是陈耀先讲话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题为《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的评论员文章，肯定了证券市场的作用和地位，对当前行情进行了利好评价，并公开了市场盛传的几大利好政策。(插图2：人民日报《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的评论员文章，见下)

6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不仅是一轮市场行情，而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次重大转折。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要倍加珍惜，共同推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这些带有强烈宣示性和引导性的言论，是这轮行情在历史上被冠之以“跨世纪行情”的直接因素。

三是，运用政策杠杆在1999年6月底本轮行情初步结束后再次推动股指上升。

1999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三类企业”入市（这是在两年前由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和1999年10月25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2000年和2001年股指创新高的资金面的背景。

“5.19行情”演绎的制度性格轨迹

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当时政府监管部门在1997年以来一系列举措的体制性格轨迹。

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虽然危机被挡在了中国证券市场之外，但危墙不远。因为尽管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在证券市场，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尚未建立，存在不少非法场外交易，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金融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在此期间，中国证券市场进行了自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清理整顿：

*撤销全国18个省市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

*撤销29家证券交易中心及STAQ系统；

*整顿全国90家证券公司，清查1000余亿元违规资金，处罚君安证券公司；

*原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原来的35个减至12个；

*清理原有50余只老基金；

*1998年开始新证券投资基金试点。

这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清理场外交易。据统计，当时有300万股民在这种场外市场进行交易，涉及的股票共有300亿元的市值。如何做到既关闭了场外交易又保证这300万人的利益？

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和副主席陈耀先一起与各地方政府研究解决办法，除了一定要保证股民的分红权之外，对于在关闭这些非法交易场所的过程中引起的股价下跌，采取了具有“周正庆特色”的特殊干预方式。

几年以后，周正庆颇为自得地这样回忆：“股票的价格跌呢，要让它缓缓下降，不能让它直线下跌。什么道理呢？这都是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就是要让股票它缓缓下降，不断地倒手。比如说这只股票你花5元钱买的，然后4.9元你卖了，你赔一毛。然后我4.9元买，卖出去4.8元，不断地倒手，最后形成一个市场收购价——l元多钱。这时就要求这个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拿钱把这股票收回来，用1块多钱你收回来。股民受损失了吗?受损失了，但是大家均摊了。这是一个高招，一般的不是行家不知道啊。”（《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同样，由于国家审计署在1998年对证券公司作了一次大范围的审计，当时的审计结果表明，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当时审计署审计了88家证券公司，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挪用保证金，没有一家不挪用的。

对此，周正庆同样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对于挪用得不是很严重的证券公司，大部分给了一个整改期。同时给两条政策，第一你可以增资扩股，把挪用的客户保证金补上；第二在市场好转的情况下，让你赚了钱，通过当年的利润把窟窿都补上。

周正庆在多年以后很感慨地总结自己当年的做法：“你得有一个区别对待，你不能脑子一热全部处理，那处理了以后资本市场就完了。”

这种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目标而人为干预股价、用市场增资扩股的资金和市场上升的收益弥补机构违规亏空的做法，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中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政府监管特色。

两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显现政府行为态度的前倨后恭

在1999年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政府行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两年前的政府态度和行为模式。两年前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两年后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截然相反的形势判断；两年前后的政府监管机构对市场的行为态度更是冰火两重天的表现。

但是，在这背后的事实却是，这两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是出自于同一个人的组织和策划。两年半前的1996年12月16日，发表《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针对1996年的大涨行情，认为当时存在严重投机行为，提醒注意风险。那时候，该文策划者周正庆任职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9年6月15日，作为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组织发表了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这篇文章则对当时由低迷转人上涨的行情给予充分肯定，指出“5.19行情”不是过度投机，属于恢复性上升。(插图3：人民日报《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尽管在此之前的三周内，证券市场已经涨了30%。但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所表达出的积极政策信号，仍然让股民信心大增，五天后，上海突破了六年来的最高点，收盘1564点，6月30日最高上到1756点。

周正庆始终认为：这次行情对国家对股民都是有好处的。股票可以继续发行了，股民被套牢的资金开始搞活了，他的财富又增加了。所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到6月份把这个思想认识统一了以后，大家信心进一步恢复了，股市大概一直涨到1700多点，大体上把股民被套牢的股票都解决了。（《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尽管有种种猜测，管理层当时出利好主要是想发新股。但周正庆认为：我们搞资本市场，不但要关心通过资本市场能够筹集多少资金支持经济发展，同时你也要关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股市有涨有落，比如你搞了投机了，自己投资水平不高，人家赚钱你赔钱了，这是正常的，有涨有落也是正常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股民被套牢这是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工作上有失误的地方。（《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对于市道不好，管理层有没有责任管的问题。周正庆态度始终明确：我们认为作为证监会应当管，不能置之不理，不能无能为力，不能无所作为。（《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从1996年第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严厉指责证券市场过热，到1999年第二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热情鼓吹证券市场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背景基本没有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在证券市场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政府部门如此前倨后恭，从根本上转变了对于证券市场的行为态度？

“5.19行情”的客观作用是什么？

和证券市场直接相关的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1998年9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方案的通知，要求对所有未经人民银行或证监会批准，擅自设立的从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联网交易业务以及非上市公司股票、股权证和基金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中心，及其所属的证券登记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并原则上要在1999年6月底以前完成。

这次清理整顿，共撤销了全国18个省市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和29家证券交易中心。

插图4：证监市场字（1999）20号文

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在1998年真正取得证券市场统一掌管权力之后，所面临的不亚于证券市场创建初期的极其混乱和猖獗的证券黑市的问题。这里面的资金窟窿至今无人可以计算清楚。

第二件、也是更为重大的事就是对信托业的整顿。

1999年，国务院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对信托业进行了历时最长也最为彻底的第五次清理整顿。整顿的原则是“信托为本、分业经营、规模经营、分类处置”，信托公司被停止存款、结算业务，剥离证券经纪与承销业务。

在这次“跨世纪的整顿”中，中国信托业的格局被重新改写。

1999年全国信托投资机构一共有329家，经过第五次清理整顿后，重新获得登记的仅50多家，将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被核销。这一过程伴随着众多令人瞩目的信托公司关闭破产事件，其中包括中农信、广信等震动全国的金融大案。

直到2002年7月18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一法两规”的政策框架形成，才意味着始于1999年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告一段落。

如果冷静地将这两个背景、证监会1997年以后的多项整顿和1999年-2001年证券市场的“跨世纪行情”关联起来分析的话，客观地说，中国证券市场在中央政府取得统一主导权之后不久，就用一次“跨世纪行情”的市场热潮，让证券市场和全体投资者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为巨大的资金和金融黑洞的弥合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政府主动用一次持续两年的大行情、推动几乎翻倍的投资者入市、驱赶几乎成倍的市场外资金进入、引导几乎翻番的指数上扬……填平了诸多不良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洗钱形成的远超过6000亿的坏账，避免了这两年整顿中有可能引发的各地信托公司下属营业部和证券交易中心的挤兑风险，保证了这场金融整顿的平稳过渡，使得数百家信托公司最终软着陆，摇身一变为一批新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

“5.19行情”预支了政府的信用

但是，在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5.19”行情是靠政策强行“起飞”的，直接导致了“三高一低”（高指数、高股价、高市盈率，低业绩）的现象，为日后的暴跌埋下了巨大隐患。

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从2001年起持续将近5年的漫漫长跌，交易量萎缩、投资者离场、筹资功能退化、本土市场失去最好的发展壮大机会……

这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报复，更是政府管理机构预支市场信用所酿制的“苦果”。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总市值从48090.94亿元，减少到32430.28亿元，减少了15660.66亿元，将近缩水了32.6%；在这期间，流通市值从16087.52亿元，减少到10630.51亿元，减少了5457.01亿元，缩减了33.9%。

这从市场蒸发的5457.01亿元流通市值，基本接近信托业第五次整顿所核销的将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而如果没有这“跨世纪行情”圈入、套住和蒸发的将近6000亿元流通市值，那么可以平心而论，中国信托业在1999年的跨世纪整顿中给中国金融和经济肌体所带来的损失至少要翻一番。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自从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后，在市场秩序正规化的预期下，1992年11月17日， 上证综指从盘中的最低点386.85点开始快速上涨，到1993年2月16日盘中涨到最高点1558.95点，只用了3个月时间，大盘涨幅高达303%。

1993年2月16日，快速牛市上涨完成后，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证券市场大扩容也就开始了。

1993年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出 “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目标，开始接触了产权这个问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股份制，中央选了100个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但是1993年的中国经济，通胀率直线上升，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大力收缩银根。1994年，经过1992、1993年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调控和治理整顿，企业面临严重的困境。

为此，政府提出了“三年解困”，采取了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等手段，花了2万多个亿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但仍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而其中在证券市场上，很重要的就是从这时起，大量的国有企业开始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进入证券市场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新股的不断发行，上证指数也逐步走低，进而在777点展开长期拉锯，后来777点位失守，大盘再度一蹶不振的持续探底。到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回到近期最低点325.89点，指数跌去近八成，但这次熊市带来的“成果”是上市公司数量急速地膨胀。由统计数据可见，至1992年底，全国上市公司数量为53家；到1993年底，就激增至183家，增加了245.28%；而到1994年底，则达到了291家，比上一年增加了59%，是1992年的549%。

这是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市场出现的第一个熊市，也是早期股民经历的时间最久的一次下跌。而此前，即便是在1992年的大牛市中，上海一位住在浦东陆家嘴地区、名叫康柏华的股民，就已经因为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缢身亡，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亏损自杀第一人(*)。

插图1：1992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

1994年7月30日，面对股指的急剧下跌和市场持续的低迷，各大传媒均刊登新华社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中国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人市资金范围。即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

插图2：1994年7月30日《上海证券报》对三大救市政策的报道。

1994年8月1日，上证指数以大涨18%跳空高开。买盘蜂拥入场。这一天，深沪指数大幅飙升三成。此后，上证指数从7月29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盘中最高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不过，由于经济紧缩状态没有改变，证券市场其后重新恢复低迷。但325.89点却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此后十年的最低点位，再未见到。也正是从这次救市开始，新股扩容及资金扩容成为管理层调控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把双刃剑，并屡被效仿，至今如此。

对此，证券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多年以后有这样的感叹：按理说监管部门应该不管股价的，这是市场规律。为什么要管？就是政治压力。上海股市股指跌到三百多点的时候，上海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中央转给我们，要求采取措施，得救啊。按道理讲政府管这个干什么啊？它有跌有涨。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开、公正、公平的交易环境。价格高低不应该管，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为什么要管呢？怕社会不安定。因为我们的市场很脆弱，投资者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政府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所以应该在特殊环境下采取特殊措施，使得它不要造成更大的压力和社会的震荡。（插图3见右：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

尽管有着不愿干预市场的意识，但作为中国证监会的开局人物，刘鸿儒有时可能更多地要妥协于现实。于是“三大政策救市”，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个中央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范例而留存于历史，至今仍常常被人津津乐道。

*见199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金融时报》；但据1992年6月26日《新民晚报》记者习慧泽的报道，康柏华炒股损失的“确切数字是3500元”，而他真正的死因是“广泛性焦虑症”